“大思政课”视域下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社会实践的逻辑与路径
魏俊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载体，承担着连接理论教学与现实体验的桥梁功能。区域红色资源因其距史实鲜活具体、叙事亲近可感，日益成为“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社会实践的重要载体。然而实践过程中，不少高校实践团队走进纪念馆、瞻仰纪念碑，但活动止于拍照打卡，学生收获止于短暂感动，红色资源的育人潜能远未充分释放。
一、内在逻辑
（一）本土叙事逻辑：以“身边党史”消弭历史距离
宏大党史叙事的时空隔阂，是高校思政课教学长期面临的难题。青年学生对全国性重大革命事件往往耳熟能详，但对家乡这片土地上的革命历程却知之甚少。这种“知大不知小”的认知结构，导致红色历史在青年心中呈现“悬浮态”——知道但无感，了解但不认同。区域红色资源的核心优势在于“在地性”，它以“身边党史”的叙事方式，将宏大革命历史拉回青年脚下这片土地。
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作为原中央苏区核心区，拥有红军长征出发地长汀、重要会议旧址群、经典调查纪念馆等红色地标。当地高校“三下乡”团队走进才溪乡，在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开展调查研究的旧址前，亲手翻阅复刻版调查文本，聆听村民讲述祖辈支前的故事。这种“在故事发生地听故事”的体验，远比课堂讲授更具冲击力。学生不再是将革命历史视为遥远的传奇，而是真切感受到革命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与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本土叙事的力量在于，它告诉青年，红色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这片土地的集体记忆。当学生意识到“我的家乡也曾是革命热土”，历史认同感便从抽象的“爱国”具体化为对脚下土地的深情。这种情感转化，是单纯课堂讲授难以实现的。
（二）知行转化逻辑：以实地调研推动理论内化
高校思政课理论教学中讲授的群众观点、实事求是、斗争精神等理论观点，如果仅停留在课堂讲授层面，学生只能完成“知识接收”，难以实现“学理认同”。社会实践为“大思政课”理论教学部分提供了“用武之地”去实践，推动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究”。
以“实事求是”教学为例。课堂讲授中，教师阐释“实事求是”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渊源，学生通过文字理解概念。而在社会实践中，学生走进经典调查旧址，亲手翻阅复刻版调查文本，了解当年如何走访佃农、贫农、商人等不同阶层完成数万字调查报告。在田野调查中，学生亲眼看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严谨的认识论方法。返校后，学生运用这一方法对实践地的乡村振兴现状开展自主调研，完成从“学习理论”到“运用方法”的跨越。
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的结构化设计，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迫使学生带着问题下乡、带着思考回校。某高校“三下乡”团队在苏区旧址调研后，结合高校思政课所学理论知识撰写了《从才溪乡调查看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实践》调研报告，将感性体验升华为理性认知。这种调研、反思、升华，帮助学生的实现了从“记住概念”到“理解精神”再到“运用方法”的层层递进。
（三）价值塑造逻辑：以精神洗礼铸就信仰根基
社会实践不仅是知识学习的过程，更是价值塑造的过程。区域红色资源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在实地场景中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洗礼。
在烈士陵园向纪念碑敬献花篮的仪式，在革命旧址诵读红色家书的体验，在老游击队员家中聆听口述史的触动——这些场景化的情感体验，能够突破青年学生的心理防线，激发深层的崇敬与共鸣。一位参与“三下乡”的学生在实践日志中写道：“站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渡口，听着江水拍岸的声音，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课本上的这句话，今天才真正刻进了心里。”
这种精神洗礼不是一次性的短暂感动，而是在长期浸润中逐步固化为稳定的价值追求。当青年学生反复走进红色现场，在实地行走中读懂家乡红色历史，把红色认同转化为成长奋进的内生动力，社会实践的育人目标便真正落到了实处。
（四）专业融合逻辑：以综合实践提升核心素养
区域红色资源的复合性为多学科、多专业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了丰富的选题空间，也在实践中锻造了学生的核心素养。文史类学生负责口述史采集与文本整理，传媒类学生拍摄红色纪实短片，设计类学生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农林经管类学生结合红色村庄开展乡村振兴产业调研，法学类学生研究红色资源保护立法。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团队中分工协作，既发挥了专业优势，又拓展了跨学科视野。
同时，社会实践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协调、沟通表达、问题解决等通用能力。在偏远乡村开展调研，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交通、食宿、联络等问题；面对受访对象的方言障碍与戒备心理，学生需要耐心沟通、灵活应对。这些课堂上学不到的能力，正是社会实践的独特育人价值所在。
二、现实短板
（一）从“红色观光”到“教学转化”资源挖掘断层
教学素材供给不足。各地党史、文旅部门现有的红色资料多面向观光宣传，讲解词侧重事件复述与人物介绍，缺少对接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的学理阐释。高校教师自主挖掘史料精力有限，与党史专家、场馆研究员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实践中，带队教师往往直接沿用场馆通用讲解内容，未结合思政课程的重难点设计专题教学模块。学生反映参观了很多展馆，但印象最深的就是讲解员说的那几句话，回来后很快就忘了。原因在于讲解未与课程知识点建立对应关系，学生无法将所见所闻与所学理论关联。
非物质红色资源流失加剧。革命歌谣、民间红色传说、老游击队员口述史料等非物质红色资源，分散在各村落，未得到系统采集整理。随着“革命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年事已高，这些活态史料正面临“人亡史佚”的危机。而当前社会实践多以参观纪念馆为主，很少组织学生开展口述史采集工作，导致丰富的软性红色素材未能转化为教学资源。
乡村小型红色点位闲置严重。知名度高的大型纪念馆是社会实践的热门打卡地，但大量分布在偏远乡村的小型旧址、游击山洞、村级红色展馆长期闲置。这些点位虽小，却承载着鲜活的基层革命历史，是开展沉浸式教学的理想场所。由于缺乏配套的交通、讲解、安全保障，高校很少涉足，造成资源浪费。
（二）从“分层育人”到“一刀切”教学模式流程化
年级差异被忽视。当前红色主题社会实践采用模式：统一乘车、统一参观、集体合影、简短发言，全过程标准化打卡，没有按照不同年级、不同专业设置差异化任务。大一新生刚接触思政课，党史知识储备有限，适合以感性认知为主的实践任务；大二、大三学生已系统学习思政主干课程，具备初步理论分析能力，适合以专题调研为主的实践任务；大四学生面临就业或深造，适合以专业融合、成果转化为主的实践任务。但现有实践鲜有按年级分层设计的案例，统一要求导致低年级听不懂、高年级吃不饱。
专业属性被遮蔽。组队方式多以学院或班级为单位，较少考虑专业背景的差异化利用。文史类学生擅长文本整理却可能被分配做问卷调查，设计类学生擅长视觉创作却可能被要求撰写调研报告。专业优势未能与实践任务匹配，既降低实践效率，也削弱参与热情。
前后衔接断裂。社会实践的“前—中—后”三段式设计尚未普及。出发前缺少前置理论预习，学生对实践地历史背景准备不足；实践中以参观为主，缺少结构化调研任务与过程指导；实践结束后以提交报告收尾，缺少成果反哺课堂教学的环节。实践与理论教学形成“两张皮”，实践收获难以固化为长期认知。
（三）校地协同存在着梗阻
校地沟通成本高。红色场馆、乡镇乡村分属不同主管单位，高校组织社会实践需逐一沟通协调。临时对接容易出现场地限流、讲解人员不足、活动与场馆运营冲突等问题。缺少固定共建协议与常态化联络机制，导致实践的可持续性差。某高校连续三年赴同一苏区开展实践，每年都需重新与多个部门沟通，带队教师感叹协调成本比实践本身还高。
师资队伍单一。带队教师多为思政课教师或辅导员，缺少党史专家、纪念馆研究员、基层老党员等校外力量的参与。单一师资结构导致实践指导视角局限：思政课教师擅长理论阐释但可能缺乏地方史知识，辅导员擅长组织管理但理论深度有限。校外红色宣讲人才未纳入高校常态化师资库，临时邀约稳定性不足。
保障条件薄弱。经费方面，社会实践专项经费额度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高频次实践。交通方面，偏远红色点位路途遥远，大规模学生出行安全风险高。住宿餐饮方面，乡村地区接待能力有限。安全方面，山区、沿海等复杂地形增加实践风险，高校往往因安全责任压力而缩减实践范围与时长。
三、分层创新实践路径
立足地市红色片区差异化特征，结合高校四年思政教学递进规律，构建 “三阶四类”行走思政课创新范式，区分基础认知行走、专题调研行走、深度创作行走等三阶教学模式，制定山地苏区、深山游击、沿海斗争、城郊工运等四大红色片区主题线路。
（一）构建分层分类的社会实践体系
一阶基础认知行走：面向大一新生的沉浸式入门课堂
该层次定位为红色启蒙教学与情感唤醒。线路优先选择交通便捷、史料完整的城区及近郊红色点位，如城区革命历史纪念馆、早期党组织活动旧址、烈士陵园等。单次行程控制在3至5天，降低组织成本与安全压力。
实施流程：行前发放本土红色简明读本，布置预习任务；实地实践以“三个一”为核心——向烈士纪念碑献一次花、诵读一封本地红色家书、拍摄一段旧址影像记录；行后组织小组交流分享会，撰写心得体会。不要求长篇调研报告，侧重情感浸润与红色启蒙。每学期配套1次基础认知实践，逐步消除青年对地方党史的陌生感。由授课教师结合实物开展 15 分钟微型思政课，紧扣课本知识点展开；参观结束安排小组简短交流，不设置复杂调研任务。
二阶专题调研行走：面向大二学生的探究式实践课堂
该层次定位为大二学生，已系统学习思政主干课程，具备基础理论分析能力，行走教学侧重专题调研、史料挖掘。按照当地红色片区划分专题行走线路，学生根据课程选题自主分组选择对应片区开展实地走访。山地苏区片区围绕苏区政权、土地革命设置调研主题；深山游击片区聚焦长期游击、基层党组织建设；沿海斗争片区以海上斗争、基层群众工作为主；城郊工运片区围绕城区工农运动、大型战役开展专题研究。
实施流程：学生根据课程选题自主分组，选择对应线路，完成三项标准化任务——访谈1至2位红色人物（老党员、英烈后代、党史研究者）、摘抄或拍摄旧址史料、记录1至2个乡村红色故事。返校后形成调研报告，在课堂开展专题汇报。优秀成果直接转化为课堂教学案例，实现社会实践反哺理论课堂。
（三）三阶深度创作行走：面向高年级全专业融合课堂
该层次定位为大三、大四阶段，打通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边界，依托行走红色资源开展专业融合创作，实现“红色+ 专业”育人融合。选取代表性红色村庄设立长期实践基地，开展为期1至2周的驻点实践。
实施流程：跨专业组队，每队配备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双导师，开展“红色+专业”融合创作——文史类负责口述史汇编与红色故事整理，传媒类拍摄纪实短片与新媒体宣传，设计类开发红色文创与导视系统，农林经管类开展产业调研与规划建议，法学类研究基层治理与红色资源保护立法。产出成果纳入学校教学资源库，为低年级实践提供素材，形成教学资源内生循环。
（二）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常态化平台
由地方党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党史研究室、文旅局、教育局、属地乡镇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签订《红色实践育人共建协议》，划定一批固定社会实践基地。建立季度联席会议制度，校地双方同步更新红色资源台账、年度实践计划。
红色场馆优先保障高校实践时段，安排专职讲解员配合现场教学；高校组织师生协助地方开展红色史料采集、口述史整理、红色宣传志愿服务。针对偏远乡村点位，乡镇村委配合提供场地、联络受访对象，高校定期下乡开展红色宣讲与志愿服务，构建双向奔赴的协同格局。
（三）打造专兼结合的实践导师团队
打破单一师资结构，构建“三位一体”协同教学力量：核心层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定期组织赴红色片区实地研学，提升本土红色史料讲解能力与田野调查指导能力；协作层为地方党史研究员、纪念馆资深讲解员、优秀基层老党员，聘请为校外兼职思政导师，固定参与社会实践现场授课；辅助层为辅导员与专业教师，负责实践组织管理与专业指导。
每学期开展社会实践专题教研活动，分享现场授课经验，打磨适配本地资源的微型教案。鼓励教师申报红色资源研究课题，以科研反哺实践指导。
（四）建设红色资源数字化支撑系统
整合全域红色点位影像、口述录音、史料文本，搭建线上红色资源库，作为社会实践的“云端底座”。行前，学生在线查阅片区革命脉络、英烈事迹，完成预习测试；行中，扫码调取延伸史料、观看微课视频、提交调研数据；行后，上传访谈记录与原创作品，形成可检索的实践成果库。同步开发偏远点位线上虚拟展厅，弥补线下交通不便短板，拓展实践覆盖渠道。
（五）完善分层分类考核评价体系
摒弃单一打卡评价，构建“过程+结果”“个人+团队”“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一阶基础认知实践以参与情况、心得体会为主要依据，纳入思政课平时成绩；二阶专题调研实践侧重调研报告、访谈记录质量，纳入课程成绩并作为评优加分项；三阶深度创作实践考核文创、视频、调研作品完成水平，纳入综合素质测评并认定创新学分。
教师层面，把社会实践指导工作量、红色资源教研成果纳入教学考核与职称评审体系，引导教师深耕社会实践育人。
总之，“大思政课”建设的深层要义，在于将思政教育从封闭的教室空间释放到广阔的社会天地。区域红色资源作为连接“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天然纽带，其育人价值的充分释放，离不开社会实践这一关键载体。从本土叙事、知行转化、价值塑造、专业融合的逻辑，到分层实践、校地协同、师资协同、数字支撑与科学评价等“五位一体”路径，让红色资源从参观对象变为教学场景，让社会实践从课外活动变为课程模块，让青年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究。这一路径的建构，需要高校转变观念，不再将社会实践视为思政课的补充，而是将其作为“大思政课”的主战场之一；需要地方转变角色，不再将高校实践视为外来打扰，而是将其作为红色资源活化与乡村人才导入的契机；更需要制度保障，通过校地共建、师资协同、数字赋能、科学评价，让红色资源融入社会实践从一时热闹走向常态长效。当每一处革命旧址都成为可授课、可调研、可创作的行走课堂，当每一次社会实践都成为青年学生读懂家乡红色历史、坚定理想信念的成长之旅，区域红色资源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的育人目标便真正落到了实处。这既是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