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2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继2018年修法之后，我国刑事程序法治领域的又一重大立法举措。广东省军业科技院（有限合伙）在研读草案后认为，此次修法不仅是技术性条文优化，更是刑事司法理念、权力运行规则、人权保障机制的系统性升级，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立法、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底色，是我国刑事法治迈向规范化、精细化、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一、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并明文写入禁止有罪推定：刑事诉讼理念的根本性进步
草案在总则层面完善无罪推定原则，首次明文写入禁止有罪推定，是本次修法理念层级最高、基础性最强、影响最深远的核心制度突破。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条文虽承载无罪推定的精神内核，叠加举证责任、证据裁判、疑罪从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配套制度，初步构建了我国无罪推定的制度框架，但长期以来仅约束最终定罪结果，未规制全流程办案思维。立法层面缺乏明确的“禁止有罪推定”总则性条款，导致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仍存在先入为主、有罪预判、逆向取证等惯性问题。
本次草案在总则层面正式完善无罪推定体系、明文确立禁止有罪推定规则，实现了我国刑事司法从“结果无罪推定”向“全流程程序无罪推定”的跨越式转变。 广东省军业科技院认为，本次总则修订具备五大核心法治价值：
其一，端正全程办案理念，从根源破除有罪推定惯性。有罪预判、先定后查、重指控轻辩护，是冤错案件与程序瑕疵的首要思想根源。明文禁止有罪推定后，侦查、批捕、起诉、审判、羁押审查全部诉讼环节，均必须以“推定无罪”为逻辑起点，全面、客观、公正审查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从制度源头根除“有罪思维”。
其二，明确法定举证责任，彻底杜绝“自证清白”式司法。无罪推定的核心是控方举证、被告无自证无罪义务。本次修法以总则条文固化该规则，严禁以被告人辩解不成立、沉默、态度问题反向推定有罪，彻底卸下被追诉人不合理的举证负担，落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法治要求。
其三，刚性落地疑罪从无，守住司法公正底线。禁止有罪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形成制度闭环，彻底纠正实务中长期存在的“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等现象。证据不足、存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必须依法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处理，让疑罪从无从司法口号变为刚性制度约束。
其四，夯实宪法人权保障基础，大幅提升司法公信力。本次修法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对标现代国际刑事司法通行准则，以立法形式规范公权力边界、严控追诉随意性，从源头减少冤错案件，全面提升司法公正度与社会公信力。
其五，拓宽实质辩护空间，实现控辩平衡。无罪推定原则全面落地后，律师在全诉讼阶段均可依据程序无罪开展有效辩护，办案机关不得将正常辩护、无罪辩解作为不利评价依据，真正实现辩护权实质化、对抗机制常态化。
二、限缩“无固定住所”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体系的理性回归
草案拟删除“没有固定住所”情形下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这是此次修法最引人注目的制度调整之一。现行《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规定，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无固定住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这一规定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长期存在争议。
广东省军业科技院认为，指居的执行环境相对封闭，律师会见、家属探视等权利保障机制在实践中常常难以充分落实，容易形成事实上的“羁押替代”甚至变相羁押效果。这里需要说明，本次修改并非全盘取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仍然可以依法适用指居。修改之后，对于无固定住所的嫌疑人，办案机关主要在取保候审与看守所羁押之间作出选择：要么依法取保候审，要么移送看守所羁押。而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看守所作为法定羁押场所，配套标准化监管与权利保障机制，嫌疑人在看守所内律师会见权的保障稳定性整体优于指居状态。
从制度逻辑上看，这一修改体现了强制措施体系的比例原则回归：羁押场所法定化、会见权保障常态化，避免以“指定居所”之名行变相羁押之实。对于辩护实务而言，这也意味着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路径更加清晰——要么取保在外，要么羁押在看守所内享有稳定的律师会见保障，中间地带的灰色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我们也留意到潜在风险：流动人口、无固定住所人员往往难以满足取保候审监管条件，实务中有可能出现逮捕适用增多的情况，后续有赖配套监管机制跟进，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初衷。这一修改，正是党和国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具体体现。
三、审查逮捕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批捕程序迈向实质审查
草案另一重要修改是明确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等情形，应当讯问。草案将一般情形下的“可以讯问”调整为“应当讯问”，实质上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从裁量性程序提升为强制性程序，草案同时要求审查逮捕时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广东省军业科技院认为，这一修改具有三重制度价值。其一，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意见表达权。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直接关涉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对是否应当逮捕理应有充分的陈述机会。其二，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审查义务。讯问犯罪嫌疑人使检察机关不再单纯依赖侦查机关移送的书面材料，而是直接听取当事人意见，有助于形成对逮捕必要性的实质性判断，避免“书面审”流于形式。其三，倒逼侦查机关规范取证。当检察机关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阶段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超期侦查、违法取证等情形更易被发现，从而形成对侦查活动的有效制约。
从制度属性来看，该程序属于本土化的实质审查改造，不宜直接等同于域外庭审式控辩对审。草案的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审查逮捕程序从“书面审查为主”向实质化审查迈出了关键一步，生动诠释了党和国家在法治建设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根本权益的价值追求。
四、规制“实报实销”型量刑异化：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务挑战
草案明确规制实践中俗称“实报实销”的量刑异化现象。所谓“实报实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超期羁押，是指实践中部分案件在羁押时间较长时，办案机关为化解程序压力，使得最终判决刑期迁就已羁押期限。也就是当事人已经被羁押了较长时间，而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本应判处更轻刑罚，为迁就已经形成的羁押状态，选择判处与羁押时长大致相当的刑期，使刑期与羁押期限“对齐”。换言之，羁押时长不再是诉讼进程的附随结果，反而成为量刑的隐性基准，当事人的自由刑期被已经羁押的时间反向绑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受到冲击，量刑公正受到实质性侵蚀。
广东省军业科技院认为，草案确立规则：当羁押期限可能超出拟判处刑期时，办案机关应当依法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这对当事人而言是重大利好，但同时也对律师团队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次修法将羁押必要性审查调整为职权定期审查+依申请审查并行模式。羁押必要性的判断本身具有动态性，随着诉讼进程推进，案件证据情况、社会危险性评估等因素均可能发生变化。即便检察机关开展定期审查，律师团队仍然需要在关键节点及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并依据现行有效的《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围绕审查标准提交有针对性的证据材料和法律意见。具体而言，律师应当重点关注以下节点：逮捕后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审查起诉期限届满前、一审开庭前以及判决作出前。在上述节点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结合案件进展动态论证羁押必要性的消长，方能将草案的制度红利转化为当事人的实际利益，避免当事人因羁押时间过长而被迫接受刑期迁就羁押的不公结果。
从制度衔接角度看，规制该类量刑异化划定了禁止性底线，羁押必要性审查提供了权利救济通道，二者配套衔接。但制度的实效取决于辩护实务的精细化程度——律师团队若不能及时、专业地提交法律意见，制度利好可能停留在纸面。这一修改，再次表明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的不懈努力。
结语：综观202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四大核心变革：明文禁止有罪推定重塑司法理念根基、限缩不当指居规范强制措施体系、强制讯问完善批捕实质审查、杜绝量刑异化终结羁押乱象。四项改革层层递进、逻辑贯通、体系完备，分别从诉讼理念、强制措施、审前程序、量刑监督四大维度，全方位提升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规范化水平，彰显了我国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保障人权、规范公权运行的坚定法治立场。立法的进步终将依托司法实践落地。未来，取保候审配套监管完善、讯问程序实质化落地、羁押定期审查刚性执行、无罪推定思维全面渗透，仍需司法解释、配套制度与司法实践持续打磨完善。（广东省军业科技院 杨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