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等严重暴力事件被频频推上热搜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诊疗实践中，一些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但依法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仅因被认为存在潜在危害风险，便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的事件也在鲜有人知的角落屡屡发生。上述现象使得精神病强制医疗日益成为公众严重关切的焦点问题。如何在维护公共安全的社会防卫需求与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人权诉求之间实现合理平衡，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法治议题。

精神病强制医疗虽然名为"医疗"，但由于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需进入专门机构接受封闭式治疗，在人身危险性消除之前不得离开，因此，强制医疗并非单纯的医学行为，其法律实质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长时间限制甚至剥夺，其后果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或刑罚基本等同，是一项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义务乃至人身自由的法律措施，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规范和监管，必须严格遵循法治的原则。精神病强制医疗只有严格遵循法治的原则才能实现对人权的最有效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追求。在人权的权利体系中，人身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人身自由又处于人身权的基础地位，是整个人权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是人享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保障。没有人身自由，公民从事政治活动、参加国家管理、行使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人身自由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尊严，是人能够真正作为一个人存在，并同他人协调地生存所必备的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而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制度则是落实以法治的方式实现保障人权的重要制度和必由之路。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立法法》第11条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人身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法律绝对保留事项是宪法与行政法中“法律保留原则”中最严格的一个层级。简单来说，它是指某些事关公民基本权利最核心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样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规定，绝对不能授权给国务院这样的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也不能由地方性法规规定。）

• 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的历史回顾

2013年精神卫生法制定并实施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精神病强制医疗问题作出系统性的具体规定。当时，处理精神病人入院及强制医疗问题的民事法律基础，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和监护制度上。此后，2021年1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施行，《民法通则》的相关内容被《民法典》吸收和替代，但是，有关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民事法律基础并没有改变。具体条款如下：

《民法通则》第13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这一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是判断精神病人是否需要由他人代为决定医疗等事务的前提。《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范围及顺序，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等。这一关于监护人设立的规定，确立了谁有资格代表精神病人行使权利，也就是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范围是哪些人。

在民法通则为精神病强制医疗设定民事法律基础的同时，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也作出了明确的程序规定。《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这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确认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提供了明确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认定一个成年人是否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必须要经过法院的依法审查。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及社会群团组织均被排除在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之外。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而且送治主体仅限于其监护人。而对于政府而言，政府若要介入，仅在精神病人因不能辨认或控制自身行为而造成危害后果等特定法定情形下，方可依法启动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版）第十三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由政府实施的强制医疗主要由行政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主导，由于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缺乏统一的司法审查程序的制约和监督，但是也仅仅只是给借精神病之名逃脱刑法制裁留下制度漏洞，对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实施精神病强制医疗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可以说，我国对精神病强制医疗的规定极其严格，相关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程序，通过明确的制度设计确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司法审查的核心地位。然而，在精神病诊疗实践中，未经法院司法审查，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违背其真实意思，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开展诊疗的现象比比皆是。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与深圳衡平机构曾于2010年发布了一部名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该报告基于100余起真实案例揭示了当时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收治乱象。亲属、单位、社会组织、公安机关等多种主体，基于各种动机或原因，以精神病治疗为名将某些被冠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强行送医治疗的情况在该份报告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展示。该报告指出精神病强制医疗存在强制收治无门槛、程序缺失、剥夺拒绝治疗权等八大制度性缺陷。尽管该报告并未切中该领域收治乱象的真正要害，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有效的制度建议，但是却极大地引发了公众对精神病强制医疗收治问题的严重担忧和社会性的广泛焦虑。

• 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法治现状

在精神病强制医疗的诊疗乱象所引发的社会性的广泛焦虑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顺利出台并得到实施。虽然精神卫生法在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方面对一些原则性问题以法律条文的方式加以了明确，确立了“自愿住院”原则，但由于未对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程序加以明确规定，存在明显的司法审查缺位，在非自愿住院的例外情形中，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监护人或医疗机构手中。在涉及公权力介入时，常常由警方推动、医疗机构决定并由社会机构签字办理，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这种依托于《精神卫生法》的“行政—医学强制医疗模式”流程简单，为政府公职人员或居（村）委会等社会组织人员规避司法审查、滥用强制收治权提供法律根据。

《精神卫生法》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审查缺位，完全架空了我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对有关精神病强制医疗所设定的司法审查制度，甚至连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相关的行政审查都进行了有效规避，可以不经县级公安机关的审批，即实施非自愿的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对强制医疗所进行的松散的行政化设定的容易导致强制医疗权力被滥用，增加“被精神病”现象发生的风险，从而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这一基本人权构成潜在威胁。

如果说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收治乱象主要基于普法工作的现实缺位所导致的广泛而普遍的法律认知盲区，那么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基于精神卫生法的法律条款与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的相关法律规定在立法衔接、程序设置及实践操作层面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则从法律层面打破了我国法律之前既已明确设定的精神病强制医疗的司法审查制度。

结合相关法学研究与实践分析，《精神卫生法》在非自愿强制医疗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司法审查在法律适用上陷入困境，面临无所适从的窘境。

1、送治对象范围被扩大。通过立法，《精神卫生法》将强制医疗的成年送治对象进行了扩大，从民法所严格限定的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刑法所限定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扩大到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该法在涉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条款中，过度且不当使用了‘监护人’一词。这种表述易导致一种逻辑误区：即只要被医疗机构诊断为精神障碍，便直接被推定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进而允许监护人代为决定强制住院。”精神卫生法第九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现行《民法典》将对成年人的监护严格限定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监护问题的，更不能由此产生监护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住院治疗。监护人的资格究竟应该由民法典作出规定，精神卫生法在制定时应该遵从基本法的规定，而非另立规则，给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上制造困难。由于绝大部分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成年人系并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精神卫生法的这一规定与民法典的规定存在严重的衔接不畅和冲突，极大的扩充了对成年人担任监护人的主体资格，很大程度剥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医疗自主决定权，进而成为强制医疗的送治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精神卫生法》的上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使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被剥夺了治疗决定权，成为被强行送治的对象，为医疗实践中的收治混乱埋下伏笔。

2、送治主体范围被扩展。《精神卫生法》通过法律制定的方式，将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进行了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该条款将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从监护人扩大为近亲属、所在单位以及政府的行政部门。而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我国民法通则和刑法仅赋予监护人对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送治资格，在特定前提下，也就是当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造成危害后果且在必要的特定前提下，政府才具有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送治主体资格。精神卫生法的上述规定与现行的民法典、刑法等基本法律存在的严重的法条冲突和衔接脱节，使得送治主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展。

3、“危险性”评估标准模糊。较之于刑法规定的造成危害后果的送治前提，《精神卫生法》“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的评估标准过于模糊，裁量空间过大，往往依赖家属或基层组织的单方主观性陈述，缺乏客观统一的前置标准。启动程序更具有主观随意性，难以受到客观标准的统一监督和约束。

• 结论

综上所述，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涉及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深刻张力，其核心在于如何在社会防卫与人权保障之间寻求合理的法律平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治现状，揭示了现行法律框架下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送治对象范围被不当扩大、送治主体范围被过度扩展以及“危险性”评估标准模糊导致的裁量空间过大。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司法审查在精神病强制医疗中的核心地位，更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构成了系统性威胁。

人身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加以规定，绝不能授权行政机关自行设定。我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均确立了精神病强制医疗须经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然而《精神卫生法》在非自愿强制医疗方面的制度设计却在客观上架空了上述基本法所设定的司法审查制度，导致实践中大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被违背其真实意愿强行送医，严重背离了法治精神。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完善精神病强制医疗司法审查制度的具体建议：

第一，修订《精神卫生法》相关条款，实现与民法典等上位法的衔接统一。应明确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应严格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不得以精神卫生法另行创设监护制度来规避民法典对成年人监护的严格限定。对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应保障其医疗自主决定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强制送医。

第二，建立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凡涉及非自愿强制医疗的决定，均应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由法官在听取患者本人、监护人、医疗机构及独立医学专家多方意见后作出裁定。公安机关的介入应仅限于紧急情况下制止暴力行为的临时约束措施，不得直接决定长期收治。

第三，制定客观统一的“危险性”评估标准。应参照刑法中“造成危害后果”的送治前提，结合医学专业标准，制定明确的危险性评估指南，要求必须由具有资质的独立医学鉴定机构进行专业评估，避免依赖家属或基层组织的单方主观陈述。评估结果应作为司法审查的重要证据而非唯一依据。

第四，完善权利救济与监督机制。赋予被强制医疗者及其代理人充分的异议权、申诉权和诉讼权，建立强制医疗的定期复核制度，一旦病情稳定或经评估不再具有危险性，应立即解除强制医疗措施。同时为被强制医疗者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确保其诉讼权利得到有效行使。

第五，加强社区康复与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推动从“管控”向“服务”的理念转变，建立健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持续的康复训练、心理疏导和社会融入支持，从源头上降低肇事肇祸风险，减少对强制医疗措施的依赖。

强制医疗制度的完善不仅是法律技术的调整，更是法治文明程度的体现。只有在严密的程序正义框架下，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安全与个人尊严的有机统一，让每一位公民——无论其健康状况如何——都能在法律的保护下享有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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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刘佳惠  河北冀昇律师事务所 律师      

          《北京政报》副主任调研员  

          《全国基层党建网》廉政研究员（通讯员）           

李   兵  北京普安律师事务所  助理律师

联系人：章文惠